自由主义家长主义

自由主义家长主义是一种影响人们选择、同时保留他们选择自由的方式。你可以想象，自助餐厅的经理把健康食物放在视线高度的位置：大家仍然可以随意选择，只是会受到温和引导，更容易选到对自己更有益的食物。这种做法利用我们对人类决策规律的了解来设计环境，让有益的选择更容易做出，而不禁止其他选项，也不对它们征税。

自由主义家长主义通过设计“选择架构”来发挥作用，也就是用选项的呈现方式影响决定。它的核心观点是：任何选择都处在某种情境中，而情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行为。这种做法不假装保持中立，而是有意安排选项，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保留完全自由退出的权利。它利用了人类决策中一些可预测的规律：我们往往沿用默认选项，选择最省事的路径，也会受到信息表述方式的影响。

在职场健康与福利计划中，与需要员工主动加入的制度相比，自动将员工纳入退休储蓄计划能大幅提高参与率，同时员工也可以轻松退出。医疗系统也会采用这种做法，比如把预防保健预约设为默认安排，同时允许患者拒绝。公共卫生宣传则会利用社会规范，展示“大多数住客都会重复使用毛巾”这样的信息，而不是直接提出要求，从而在不强制规定行为的情况下减少资源消耗。

这套伦理框架有两大支柱：保留自由，以及增进福祉。传统家长主义会限制选项，比如禁止售卖汽水；自由主义家长主义则保留所有选项。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主张不施加任何影响，而自由主义家长主义会主动设计选择情境，帮助人们克服当下偏差和现状偏好等认知偏差。这些偏差常常让人做出日后后悔的决定。由此，它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施加影响而不强迫，提供引导而不下命令。

Thaler 和 Sunstein 于 2003 年提出自由主义家长主义，将其作为一种框架：利用行为研究的洞见，在保留选择自由的同时增进个人福祉。这种做法基于两个前提：（1）认知偏差会让人们在判断中出现系统性的、可预测的错误；（2）某种社会情境或选择架构不可避免，因此应当以透明的方式设计它，促进个人福祉 [1]。Sunstein 主张，选择架构应当透明，并接受公众审视；政策制定者应公开说明何时更改了默认选项，以及为什么更改。

• Hansen 和 Jespersen（2013）：根据助推影响的是自动化心理过程还是经过思考的权衡，以及受到影响的人能否清楚察觉这种助推，将其分为四类，为细致的伦理评估提供了框架 [3]。
• Rebonato（2012）：批评这种做法利用认知偏差，而不是解决这些偏差。他认为，真正为人着想的政策应帮助人们识别并克服自身的决策缺陷，而不是利用这些缺陷 [4]。
•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指出自由主义家长主义保留可选范围、不使用强制手段，因此有别于传统家长主义；同时也指出，它对“家长主义”的界定比哲学中的常规定义更宽松 [5]。

这种做法面临几类批评。有人认为，即使目的是好的，利用认知偏差仍然是一种操纵：这把人当成了实现更好结果的手段，而没有尊重人凭理性自主判断和行动的能力。当助推恰恰因为人们没有察觉自己正受到影响而奏效时，透明度就成了问题。也有人质疑，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可靠地判断人们“真正”想要什么，或者这是否可能把精英的价值观强加给不同群体。此外，助推究竟是在解决决策失误的根源，还是只在处理表面症状，也存在争议；它还可能挤占更具实质性的政策方案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