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群体偏差与外群体同质性

内群体偏差是指，我们往往更偏爱自己所属群体中的人，给他们更多信任和善意，也更愿意在情况不明时往好处想。与此同时，外群体同质性让我们觉得，自己群体之外的人彼此之间比实际更相似，仿佛“他们”都一个样，而不是各有特点的个体。这些倾向曾通过加强群体联系来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但如今，它们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判断，以及团队、社区和国家之间不必要的冲突。 请注意：当你发现自己在说“他们往往会……”或“他们通常都差不多”时，先停一下，问问自己，事实真是这样吗。

这些思维模式如何运作

我们的大脑经常会把人分类。这是一种自动运行的思维捷径，曾帮助我们迅速区分敌友。这种分类划出了“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我们很自然地更优待内群体成员，觉得他们的行为更值得信任，意图也更善良。同时，我们往往觉得外群体成员都差不多，换成谁也没什么区别，忽略了每个人的差异和复杂性。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模式源于大脑节省脑力的方式。把“他们”归为一类，比逐一了解每个人更省心。研究表明，从体育迷、政党到职场，这种倾向存在于不同文化和情境中。当群体之间发生竞争，或我们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时，这种效应会增强。有意思的是，我们能看到自己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觉得每位成员都是独特的个体，却用刻板印象把外群体的人都看成一个样。

现实中的影响

在职场中，经理可能会不自觉地偏爱与自己有相似背景或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员工，忽略群体之外的人的资历。在政治领域，选民常常觉得自己支持的政党既善于思考，又有多样性，却把对手描绘成整齐划一、立场极端的人。在国际冲突中，如果双方都把“敌人”看成同样充满敌意的一群人，而看不到其中的异议者、温和派，以及只想过好自己生活的人，冲突往往会加剧。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会表现出这些模式，这说明它们可能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理。

你可以做什么

觉察是你最有力的工具。当你发现自己在笼统地评价“那些人”，或不自觉地偏爱“我们这样的人”时，停下来问问自己：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类别？主动寻找能让你更全面地认识外群体的信息：接触不同视角的媒体内容，与日常圈子之外的人交谈，并主动寻找不符合自己原有假设的例子。目标是减少那些妨碍公平判断和相互理解的有害群体偏好；至于消除所有群体偏好，可能并不现实。

社会心理学家对内群体偏差和外群体同质性的研究已有数十年，并在不同文化和情境中发现了一致的模式。即使群体是任意划分的，也会出现内群体偏差，这说明触发这种倾向并不需要真实的冲突或过往经历。这些偏差会相互作用：我们觉得自己的群体既更好，也更多样，而外群体似乎既更差，也更整齐划一。

• Shilo、Weinsdörfer、Rakoczy 与 Diesendruck（2019）：发现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人在推断外群体成员的生物学属性时，选取异质性样本（成员差异较大的样本）的频率低于推断内群体成员时。这表明，外群体同质性效应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并以相似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中发挥作用。[1]
• Hughes、Packer、Ambady 与 Eberhardt（2019）：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适应方法发现，与面对本种族面孔时相比，对面孔有选择性反应的大脑皮层在面对其他种族面孔时，对外貌差异的神经敏感度更低。这说明，外群体去个体化，也就是忽略外群体成员的个体差异，可能在感官知觉的最早阶段就已发生。[2]
• Brewer（1999）：提出，内群体偏爱（“对内群体的爱”）通常比外群体贬低（“对外群体的恨”）更具主导性，也更为根本；社会认同的驱动力往往更多来自归属需要，而不是对外群体的敌意。[3]
• Quattrone 与 Jones（1980）：发现人们往往认为，内群体成员的行为反映了个人性格，却把外群体成员的行为归因于群体特征，从而强化刻板印象。[4]

这些发现有一些重要的适用边界。当人们拥有深厚的跨群体友谊，或不同群体拥有共同的更高层次目标时，内群体偏差会减弱，这体现了“接触假说”的作用。这些效应也取决于情境：在评估明确客观的信息时，人们表现出的偏差较少，但细微的偏好往往仍然存在。对于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低哪一个更具主导性，一些研究者仍有争论；证据表明，相比于主动讨厌“他们”，我们更多是在偏爱“我们”。个体差异也很重要：思维灵活性更高，或有跨文化经历的人表现出的偏差较少。最后，这类研究主要使用 WEIRD 样本，即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且民主社会的样本，因此这些发现是否普遍适用，仍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