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的伦理与治理

助推不禁止任何选项，却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因此引出了伦理问题。核心争论在于：助推是在尊重个人自主性，还是在暗中操纵行为？研究表明，即使人们知道自己正在受到助推，助推有时仍然有效。例如，某个网站明确告诉你，它设置默认选项是为了鼓励你为退休储蓄。你仍然可以退出，但这个有益的助推可能会引导你做出更好的长期决定。 请注意：下次看到默认选项时，问问自己，它是在帮助你，还是在悄悄引导你。

助推的伦理问题围绕三个关键原则展开：透明度、自主性，以及对福祉的影响。透明度是指，人们应该知道自己何时受到影响，但不必理解背后的每一种心理机制。自主性关注的是，助推是否保留了真正的选择自由——人们能否轻松退出？对福祉的影响则要看，按照人们自己的标准，助推是否确实让他们过得更好。

研究对“助推只有暗中进行才有效”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研究显示，透明的助推在某些情境下也能有效。比较透明助推与不透明助推的研究发现，在许多领域，透明助推可以和隐蔽助推同样有效。[2]

不同领域涉及的伦理问题，分量也不同。医疗中的默认安排，比如器官捐献的推定同意制，涉及可能改变人生的决定，因此需要严格监督，并让人们能够轻松退出。营销助推，比如把商店里的高价商品放在与视线齐平的位置，受到的审查较少，却可能利用认知偏差谋取商业利益，而非增进公共利益。

当助推服务于个人福祉时，比如自动加入养老金计划，它在伦理上最有理由获得支持。如果助推纯粹服务于集体目标，理由就没有那么充分，因为这类目标可能让一些人承担成本，却无法直接分享相应的收益。

目前有多种框架，用于评估助推在什么情况下具有道德正当性。Hansen 和 Jespersen（2013）认为，如果助推透明、容易抵制，并且符合个人的真实利益，而不是把某些偏好强加给他们，那么助推就有理由获得支持。Gerver、Banerjee 和 John（2024）提供的实验证据表明，未经同意的助推虽然有效，但与经过同意的助推相比，会降低福祉。[1][3] 经合组织（OECD）的《良好实践原则》强调，合乎伦理的行为政策应以比例原则、问责和公共利益为关键标准。[4]

• Hansen 和 Jespersen（2013）：如果助推通过保持透明、让人容易退出，并以增进福祉为方向来维护自主性，那么它在伦理上就是可以接受的。这里的福祉改善应由个人自己判断，而不是由外部政策制定者判断。[1]
• Bruns 及其同事（2018）：对实证研究的元分析表明，透明助推可以和隐蔽助推同样有效，这挑战了“影响行为必须保密”的假设。[2]
• Gerver、Banerjee 和 John（2024）：实验证据显示，与未经同意的助推相比，先取得同意再进行助推，既能维持对行为的影响效果，又能显著减少怨怼、后悔等对福祉的负面影响。[3]

一些学者认为，在某些条件下，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助推仍可能具有正当性。Hausman 和 Welch（2010）主张，单纯增进福祉、对自主性的损害又极小的助推，即使没有获得明确同意，也可以具有正当性，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不过，有些人认为，任何未经同意的影响本身都值得怀疑，因此这一立场仍有争议。[5]

这一伦理框架有一些重要局限。文化差异会影响人们对“可接受的影响”的判断——世界各地对自主性和国家家长式干预的看法并不相同。透明助推的研究结果在不同领域也不一致：在节能方面有效的做法，用于财务决策时可能无效。另一个争议是，如果不知道具体细节，人们能否对一般性的助推给予有实质意义的同意。此外，营销中的商业助推受到的监督远少于公共政策中的助推，导致不同领域的伦理标准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