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厌恶模型

不平等厌恶模型解释了我们为何常常拒绝能带来收益却让人觉得不公平的交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里自带的“公平计量器”：它会比较你和别人得到的结果。当你得到的比其他人都少时，它的反应会很强烈，哪怕拒绝这份提议会让你一无所获。比如，如果你发现同事做着同样的工作，薪水却比你高出一大截，你可能会气得去投诉，甚至辞职，尽管你的薪水并没有变化。这些模型抓住了一个真实的心理特点：我们很在意相对公平，而不只是自己得到了多少。 请注意：你对不公平的反应并非不理性，而是面对不平等结果时一种可以预测的反应。

不平等厌恶模型用正式的模型表达了一个简单的观察：人们在意公平，而不只在意自己的收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费尔和施密特在1999年提出的模型。它认为，两种不平等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一种是处于劣势的不平等，也就是自己得到的比别人少；另一种是处于优势的不平等，也就是自己得到的比别人多。通常，处于劣势带来的痛苦，会超过处于优势带来的内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提议，即使自己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套框架能解释许多不同情境中的行为。在职场中，模型预测，员工发现薪酬不公平后，即使自己的实际薪酬没有变化，满意度也会下降，离职意愿也会增强。在公共政策中，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选民有时会反对让富人受益比例更大的减税措施：他们认为这会加剧不公平的不平等。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会仔细地把蛋糕分给孩子们，以免他们大哭大闹，背后也是这个道理——连孩子都有天生的公平分配意识。

讨论公平时，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关切。这些模型关注的是结果或收益的不平等；程序公平则属于相关但不同的研究领域。文化因素也很重要：研究发现，不同社会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有所不同，有些社会更偏好等级秩序。核心观点没有变：社会比较会影响我们的决定，而当公平成为关键因素时，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模型就无法预测人们的真实行为。

不平等厌恶模型诞生于行为经济学，目的是解释那些与标准经济理论相矛盾的实验发现。经典的费尔—施密特模型将不平等厌恶直接纳入效用函数，并用参数表示人们对劣势不平等和优势不平等的敏感程度 [1]。博尔顿和奥肯费尔斯提出的另一种模型——ERC模型——强调，人们追求的是自身收益在总收益中所占份额的最大化，而非绝对收益的最大化 [2]。这些模型成功预测了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等实验中的行为：人们经常拒绝自己认为不公平的提议，即使拒绝意味着什么也得不到。这显然违背了纯粹追求自身利益的假设。

• 费尔和施密特（1999）：相比自己比别人过得更好的结果（引发内疚），人们更厌恶自己比别人过得更差的结果（引发嫉妒）；这一模型能够解释合作、工资谈判和市场进入决策 [1]。
• 博尔顿和奥肯费尔斯（2000）：ERC模型认为，人们追求的是自身收益在总收益中所占份额的最大化，而非绝对金额的最大化；这能预测为什么独裁者博弈中的分配者会给对方一部分收益，以及为什么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回应者会拒绝过低的分配提议 [2]。
• 亨里奇等人（2005）：跨文化实验发现，15个小规模社会的公平规范存在显著差异，这对不平等厌恶具有普遍性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3]。
• 神经科学证据：脑损伤研究的证据表明，脑岛在人们厌恶社会不平等的反应中发挥着因果作用，支持了不平等厌恶与情绪加工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 [4]。

批评者认为，不平等厌恶模型只关注结果，忽略了意图，因此过于简化了问题；面对有意造成的不公平和偶然出现的不平等，我们的反应并不一样。一些研究表明，优势不平等厌恶，也就是因自己得到更多而产生的内疚，比最初声称的更弱，在某些情境中甚至不存在。文化差异也对这些偏好的普遍性提出了挑战：有些社会更能接受等级秩序。这些模型也难以解释重复互动中的行为，因为在这类情境中，声誉和长期后果比眼前的公平更重要。纳入互惠、社会规范或信号传递的其他模型，或许能更好地解释某些实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