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与信任博弈

科学家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游戏，来测试当真金白银摆在面前时，人们是否在意公平。在独裁者博弈中，一个人决定如何与另一个人分钱，对方没有选择权，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分出一些钱。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收钱的一方可以拒绝不公平的提议，让双方都一无所获；人们也确实经常拒绝过低的金额，即使自己会因此蒙受损失。在信任博弈中，人们把钱交给陌生人，希望对方会返还一些，也常常相信对方会投桃报李。这些实验一致表明，公平、互惠和信任是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并非仅仅是文化特有的习惯或理性算计。 请注意：你对什么才算“公平”的直觉，反映出社会偏好对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多深的影响。

这些博弈揭示了什么

独裁者博弈排除了策略上的顾虑：提议者拥有绝对决定权，自私也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如果人们只在乎钱，提议者就会一分钱也不分给对方。然而，对数百项实验的元分析发现，大多数提议者都会分出一些钱，平均分出的金额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六 [1]。这说明人们确实有顾及他人的偏好，并非只是在做策略上的盘算。最后通牒博弈则让对方有了拒绝的权利：提议者知道金额太低会被拒绝，因此通常会分出更多，约占总额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接受者也经常宁愿牺牲自己的钱，来惩罚不公平的分配。这种对不公平待遇的愤怒，以及即使自己付出代价也要惩罚对方的反应，被称为“负向互惠”。

信任博弈与互惠

信任博弈衡量的是另一件事：因为相信别人心存善意，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转出方通常会把初始资金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交给陌生人，而接收方返还的金额通常足以让这份信任有所回报 [2]。这种以善意回报善意的“正向互惠”出现在不同文化中，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信任并不是盲目的利他行为，而是基于回报预期、有所盘算的冒险。当信任得到回报时，双方最终拥有的钱都比一开始更多，这展示了互惠如何创造经济价值。

文化差异与普遍模式

亨里奇对十五个小规模社会开展的里程碑式研究发现，人们在这些博弈中的行为差异很大 [3]。有些文化中的参与者会提出接近均分的方案，另一些文化中的参与者则分出很少。但人们除了自身利益也在意公平，这一模式在各地都能看到。西方大学生并不能代表全人类，但核心发现依然成立：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把社会规范纳入经济决策。制度设计也很重要：匿名程度更高的流程会减少给予，而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则会增加给予。这些发现证明，完全只顾自身利益的“经济人”是一个虚构形象，从而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相反，追求公平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因此，要理解市场、组织和日常互动，就必须考虑社会偏好。

元分析证实，这三种博弈都为社会偏好提供了稳健的证据。恩格尔对129篇独裁者博弈论文的元研究发现，平均给予比例为28.35%，而匿名程度、文化和实验中的提示线索都会显著影响这一比例 [1]。奥斯特贝克及其同事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元分析涵盖了100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平均分配给对方的比例为40.4%，低于20%的提议会遭到拒绝 [4]。约翰逊和米斯林对35个国家的162项信任博弈重复实验开展的元分析发现，各地差异很大，但都一致呈现出信任和正向互惠的证据 [2]。亨里奇及其同事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虽然具体规范有所不同，但把公平考量纳入经济决策是普遍现象 [3]。

主要发现：

• 恩格尔（2011）：对129项独裁者博弈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平均给予比例为28.35%；当实验中存在社会线索、流程的匿名程度较低时，人们给予得更多 [1]
• 约翰逊和米斯林（2011）：对35个国家的162项信任博弈研究的元分析发现，转出方平均交出初始资金的50%，接收方平均返还可支配资金的37%；文化差异显著，但都一致呈现出正向互惠 [2]
• 亨里奇等人（2005）：在15个小规模社会开展的跨文化实验发现，博弈行为差异很大，但人们普遍会把公平规范纳入经济决策，这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3]
• 奥斯特贝克等人（2004）：对37篇最后通牒博弈论文的元分析发现，平均分配给对方的比例为40.4%，低于20%的提议会遭到拒绝；不同文化在提议金额和拒绝门槛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4]

这些实验室实验简化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大多数实验以学生为参与者，涉及的金额不大，采用匿名、一次性的互动，无法体现持续关系或声誉方面的顾虑。批评者指出，当金额足以改变人生、情境涉及真实职场关系，或对方是熟人时，人们的行为可能不同。文化差异也说明，不能把结果一概推广到所有情境。这些博弈还混合了多种动机：人们给予，是出于利他、公平考量、社会形象，还是策略盘算？双盲流程会尽可能提高匿名程度，而这会大幅减少给予，说明部分行为受到社会压力的驱动。信任博弈的衡量结果也把信任与利他倾向、风险偏好混在了一起。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核心发现——人们除了自身利益，也在意公平——仍经受住了数十年的重复验证和方法审查。